2024-12-22 02:30:10 | 近期，作家余华有个与“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”话题相关的视频广为流传。视频中余华提到，一家出版社的文学杂志打算招6名编辑，但投简历的有6千人，挤在前面的多是硕士博士。这是典型的内卷化情景。
对于内卷现象，就业岗位的相对短缺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邢予青说，在日本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里，典型的中产岗位如、药剂师等，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实际非常有限。
“他们能够提供很多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，而你不让他们获得很高的收入。”邢予青说，当你忽视知识，你会发现“人”获得的收入是最少的；那么显然，“拥有资本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，拥有土地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富有”。
邢予青是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，他以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而著称。同时，他也长期关注中国经济，有很多独到见解。一定意义上，前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洞察，也可看作其在价值分配视角的延伸。
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核心目标：经济增长、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。在邢予青的视野里，问题是广泛存在的内卷化现象，他的关注点落到了庞大的中等收入岗位上，“中国牙医为什么这么少？中国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？中国药剂师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起来？”
他发现，这其中很重要的是政策方面的因素。追问这些问题，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宏观经济及相关政策。
3月30日，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，邢予青说解决内卷的问题，实质是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，达到共同富裕，“我认为中国应该思考的是，如何培育一种环境：这种环境，使得我们能够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，我认为，这是将来中国解决内卷问题的方向。”
经济观察报：你曾提到，我们中产的需求、大市场有很多空白领域没有填补，有一大批可以培育中产阶级群体的就业岗位，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再展开讲一下。
邢予青：中国的韧性来源于它的体积非常大。中国经济非常多元化，有上千万不同行业的企业。可以说，一个企业出现问题，还有千百万个企业不停诞生并且不断的前进。我们不必纠结，这几十个或者几百个企业，在技术上受到美国禁运产生的问题。
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中国人均GDP是1.27万美元，美国是7万美元。7万美元和1.27万美元的国家比较，在技术前沿、最尖端的地方有一定差距，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。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这么大，美国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五倍，我们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。
创造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对中国这个每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的国家来说，我们要创造更多能够吸收这上千万包括文科、理科、工程各科大学生、硕士生的就业。
中国有许多可以发展的产业和行业，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。目前，国内出现内卷现象，其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：受过很好教育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找工作遇到了困难。他们的困难实际上来源于什么？就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模式，没有创造足够、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。
如果看发达国家何以成为高收入国家，他们的中产阶级何以形成，我们就会发现：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工作，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，而不是以低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就业，比如送外卖、拍抖音视频等。这些东西，绝对不是。
我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。首先是。在日本、美国，是标准的中产阶级。不仅收入属于中产阶级，且工作非常稳定。但在中国，成为一个相对低收入的阶层，成为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。行业本身没有发展好，结果又衍生出护工一个更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。
收入很低，但病人找护工是他自愿掏钱包，是市场化的机制。实际上，病人是愿意雇护工的，他有支付意愿。但由于国家政策，使得医院不能够按照提供的、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服务，获得合理报酬，这就导致成为一个无法支撑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行业。
另外一个例子是药剂师。在日本，成为药剂师和成为医生一样，都需要攻读六年，学费也一样贵。在任何一个国家，药剂师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职业，它属于upper-middle-income（中上收入）的职业。但在中国，谁想去做药剂师？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药剂师是干什么的。我们很多药店根本就没有药剂师，也在卖处方药。
但卖处方药需要药剂师，这是一个共识。为什么？因为处方药涉及病人生命安全。拿错药、配错药都会导致生命危险。药剂师实际上是把关人，可以提供关于医生开的药是不是合适剂量、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把关。
还有一个例子是牙科医生。日本每1600人有一名牙科医生，中国是2.8万人才有一名牙科医生。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到2800人有一名牙科医生，这对牙科医生的需求是巨大的。
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咨询行业。在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如果为一个咨询公司做咨询工作，你的收入绝对是超平均收入的，属于中上收入的职业。我们都知道麦肯锡、波士顿咨询、兰德等。中国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麦肯锡、波士顿咨询公司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又少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。
现在记者经常问我，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一个学者，我的研究也是非常基础的理论性研究。对于每一个企业，受到贸易战影响，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，它涉及到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，往往是非常具体的产品、具体的行业。这种具体问题的研究，实际上是需要咨询公司来做的。
中国现在有很多智库，基本都是大学老师兼任智库工作人员，支持智库研究。大学老师主要研究和教授基本理论，运用非常广泛的理论，从事的是比较泛泛的知识传播。或者说，大学老师本身掌握的知识，并不涉及政府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，也不涉及企业的具体运作、企业的产品和市场发展。
因此，涉及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，我们需要产业化的咨询公司。例如一个企业如何应对美国在半导体上卡脖子的问题，如何规避美国对中国产品增加的关税等等。
这些例子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，这些就业机会完全能够支撑中产阶级的形成。我觉得，我们对知识不够重视。
我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，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当我们有自己的跨国公司后就会发现，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设分公司时，他们需要有外派高管，这些外派高管都是复合型人才。他们不仅会说外语，懂得如何管理当地员工，如何和当地企业进行合作沟通，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等等。这都是属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。
经济观察报：刚才列举了很多高收入的岗位，那么，是什么决定这些岗位的收入水平，内在因素是什么？比如同样做清洁工作，在北京、县城或纽约做的收入差异非常大。如果我们没有顶尖科技、高附加值的产业，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高收入岗位？
邢予青：为什么在美国做清洁工的收入比在中国做清洁工的收入高？这种现象与生产率无关，这和生活成本有关。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reservation wage（保留工资）。就是说，一个人要是工作的话，需要最少可以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。显然，在纽约生活的成本要高于北京或西安。尽管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，生产率一样，纽约的清洁工就是比北京或西安的清洁工收入多。
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产业，其实都是以技术为支撑的就业。这些行业的工资基本是由个人生产率决定的。一个投资者开一家药房，肯定要赚钱。如果他雇一名药剂师，是不是要给药剂师支付薪水？药剂师的资格很难拿，这个投资者是不是要给药剂师支付很高的收入呢？但因为药房没有药剂师，药房的收入是在药店老板和柜台服务员间进行分配，这完全是在资本和低技术售货员之间的分配。
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跟收入差距有关系。当一个经济体创造了收入，收入是谁在分享？资本、土地和人。如果一个经济体中，资本和土地总是拿大头，而人拿小头，那是不是说拿小头的人就不应该是有知识的人，不应该是有文化的人。
在一个经济体中，有很多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他们能够提供很多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，而不让他们获得很高的收入。那实际上，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时候就出现了非常畸形的分配结果：土地和资本占了很多。
自然你就会发现：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着人为扭曲的问题。当你忽视知识，那么在第一次分配时，你就会发现“人”获得的收入是最少的。由于土地价格和房价上涨，那就代表着土地占了很大一部分收入分配，谁拥有土地，谁就获得了很大的分配。然后是资本，显然拥有资本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，拥有土地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就是说，拥有知识、拥有技能的“人”，他们的获得很少，这显然不利于共同富裕和培育中产阶级。
邢予青：中国牙医为什么这么少？中国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？中国药剂师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起来？很大原因是政策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regulation（监管）、约束或者不鼓励。
涉及到是：医院是否可以通过高收费来支付提供的服务。显然，从市场来讲，病人愿意支付这个费用，护工费用都是自费，不走医保。市场愿意支付，所以不是支付能力的问题。病人愿意支付，但国家不允许。
牙医涉及医保问题，即能不能用医保看牙，或者说医生自己设立牙医诊所是否可以用医保，设立个人牙医诊所的手续是不是很繁琐？
药剂师的问题涉及国家政策。国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政策：只要开处方药，药剂师必须坐堂，不是只挂一个牌子。不是药剂师，是不能处理和调配处方药的，这是违法的。在中国是否有类似严格的要求？如果有，是否执行？这就涉及政策及政策执行的问题。
至于咨询公司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问题。中国大部分企业家更重视可以看见的产品，对无形知识的重视不够，不愿意对咨询服务支付很高的服务费用。
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，中国在海外有很多建筑工程。但这些工程公司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海外做工程时，中国的民工、工人带出去。为什么？
因为中国人好管理，都住在集体宿舍，工资可以给得低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运作，企业不需要有能力的管理者，不需要能讲流利外语、有很高管理水平、可以和当地工会、政府进行沟通的高级管理人员。这种工作模式阻碍了外派高管职位的产生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运作方式让中国经济失去了高收入国际化的工作岗位。
我个人认为，政策是约束，甚至不鼓励许多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发展。此外，中国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，他们要更重视知识的价值。比如，当这么多企业受到制裁，如果在国外，企业肯定会找咨询公司，帮助他们回答如何应对、产业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。
有一家上市企业，是苹果公司的供应商，零部件做得非常好，成本控制也很好，但公司估值很低。一个投行分析员问我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？
我的回答是：由于这家企业没有多元化战略。这家企业只依靠苹果这个客户，一旦被苹果切割，肯定收入大减，股票会大跌。面临这种状况，企业应该雇佣很多战略家、分析家，思考如何多元化并且实现多元化，而不是仅仅依靠苹果作为唯一客户。
这个投行分析员也同意我的看法，她认为这家公司没有看得见的具体战略，没有能够为公司设计出多元化战略的人，也没有能够在战略设计后进行实施落实的人。
经济观察报：一般而言，高收入群体很多来源于高附加值产业，高附加值产业跟高技术产业有很大关系，比如人工智能。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，可能年薪百万甚至更高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是需要在最的科技中间进行大投入？
邢予青：经济学家经常这样说，在日本GDP中，服务业占70%，美国占70%。就是说，实际跟制造相关的只有30%。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高端服务。
而刚才谈的这些东西还是跟制造相关，即我们还是认为，经济发展只能靠造东西。我们讲生活品质提高，很多品质的提高，实际上来源于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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